• 元朝成吉思汗著名人物介绍

    元朝成吉思汗颁布文法

    中文名:孛儿只斤·铁木真,外文名:Чингис Хаан;Činggis Qaγan(蒙古语),别名:成吉思汗 被称为“世界的征服者”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Ghinggis Khan),意为“拥有海洋四方“。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1227年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之后被密葬。1265年(至元二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1266年(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1309年(至大二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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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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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朝成吉思汗颁布文法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据《史集》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所谓《札撒大典》。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写了一章“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说:“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

    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是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依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札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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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国魏藏书家、哲学家。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济宁)人。《三国志》称其“幼而察慧,弱冠知名,辞才逸辨”。曾任尚书郎,年仅24岁即卒。祖父王粲,得到蔡邕赠书6000余卷,后积至万余卷,使他有条件阅遍所有藏书。刘表以女妻之。王粲家多藏书,王粲去世后,其藏书悉归于王业。故王弼少时即得博览群书。近代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分析:“王弼年甫弱冠,即为经学大师……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又转而归王弼,博览宏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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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允入朝为官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丞相参军高韬之子。高允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有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十分惊异,感叹说:“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我只担心自己不能亲眼见到。”高允十来岁时,为祖父高泰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高允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太武帝拓跋焘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

    ,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有四十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诸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污枉法获罪,惟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杜超幕府解散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的有一千多人。

    神麚四年(431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很是称赞他。不久高允就被征召还朝。高允曾经作《塞上翁诗》,诗有混同高兴悲伤、遗落得失的情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讨上邽,高允又以本官参与拓跋丕军事。凉州平定后,因参与谋划之功,朝廷赐高允爵汶阳子,加授建武将军。

    高允精历论耕

    北魏太武帝下诏让高允与司徒崔浩编撰《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当时崔浩召集众多术士,考校汉代以来的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别前史的误失,另撰魏历,拿给高允看。高允说:“天文历数不可凭空而论。但凡善言远古的必定验于近世。况且汉代元年(前206年)冬十月份,五星聚于东井,这本是历术之浅。而今讥讽汉史,而不觉得这是错误的,恐怕后人讥今就像今天我们讥古一样,闹出笑话。”崔浩说:“你所说的谬妄指的是什么?”高允说:“我查《星传》,金水两星常常附日而行。冬季十月,太阳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却出于寅北。这两星是什么原因背日而行?这乃是史官想神化汉高祖受命之事,不再推之于理的结果。”崔浩说:“想要变化什么地方不行,你独不怀疑三星之聚,却怪二星之来,是什么道理?”高允说:“这不能够空言相争,应加审查才行。”当时在座的人都很奇怪,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数,应当不虚妄。”过了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先前你所说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如你所说,五星以前三月聚于东井,而不是在十月份。”又对游雅说:“高允之术,犹如阳元的射箭技艺。”众人全都感叹佩服他。高允虽然精于历数,当初却藏之于怀,也不论说,只有游雅屡屡以灾异求教于他。高允说:“过去的人说,知之甚难,既已知道又怕泄漏,所以知道不如不知道。天下奇妙的道理甚多,为什么偏偏要问这个。”游雅于是作罢。

    不久,高允以本官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师。后又命他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太武帝又诏高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一同议定律令。太武帝召高允一起讨论刑政,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太武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北魏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辟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它们交给老百姓。

    高允先见之明

    当初,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每人都当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先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职的人选,在职已久,勤劳政事未见酬答。现今可先补前番征召的人为郡县守令,以新召的人代为郎吏。而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派那些有经验的人。”崔浩坚决不让步,固执地派了那些新征召的人。高允听说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要遭殃了!坚持自己的错误,而要与太子争个高低,这哪会有什么好结果。”

    辽东公翟黑子得到太武帝的宠信,出使并州,得到了千匹绢帛的贿赂,不久事发。翟黑子向高允请教说:“主上问我,是汇报真实情况还是说假话?”高允说:“公是皇上宠臣,回答时可据实以报,你又可自表忠诚,必然会没什么事的。”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人都说自首后罪不可测,应该说假话。翟黑子以崔览等人为知己,反而对高允发脾气说:“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于是与高允断交。翟黑子在太武帝面前说了假话,终被太武帝疏远,最终获罪被杀。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扌剽性情奸巧邪佞,被崔浩所信任。见到崔浩所注释的《诗》、《论语》、《尚书》、《易》,便上疏,说马、郑、王、贾虽然注述《六经》,都多有疏漏谬妄,不如崔浩的精到细微。请求太武帝收集国内诸书,藏于秘书府中。颁发崔浩所注述的,命天下学子学习。并请求太武帝下诏让崔浩注释《礼传》,让后生能够看到精正的经义。崔浩也上表推荐说闵湛有著述的才能。接着闵湛等劝崔浩刊印自己所撰的国史,以图不朽,想要彰明崔浩执笔之绩。高允听说,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的所作所为,一不小心,我担心它日后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了。”不久,灾难就降临了。

    高允耿直忠厚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就进去见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为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仅以身死。宗钦临刑时说:“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就崔浩的行迹,也时有可论之言。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独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高允后来跟人说,我不遵照东宫太子安排的去做,是担心这样会辜负翟黑子。

    高允太子去世

    拓跋晃晚期,颇为亲近左右侍臣,营立田园,以取其利。高允谏劝,拓跋晃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拓跋晃去世,高允久久未能进见。后来太武帝召见他,高允升阶抽泣,悲不能止。太武帝流着眼泪,命高允退出。左右官员没人知道其中缘故,议论说:“臣等见高允无由而泣,让陛下为之悲伤,什么原因呢?”太武帝听说,召集他们说:“你们不知道高允很悲伤吗?”左右说:“为臣看到高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所以我们在窃窃议论。”太武帝说:“崔浩被诛杀时,高允也应该去死,是东宫苦谏,才免于一死。今天没有了东宫,高允看见朕因而很悲伤啊。”

    高允作文集八篇,上奏太武帝,太武帝看后称赞其写得好。等到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高允出了许多计谋。司徒陆丽等人都受到皇帝重赏,高允既不蒙褒扬,又终身不发一言。他的忠诚而不自矜,大致都如此类。

    高允劝谏文成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道武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宫室也已经完备。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高允因文成帝继承太平之业但风俗依旧,婚娶丧葬都不依古制,于是上表劝谏,言辞比较激烈。高允这样说并非一次,文成帝从容听着他的话,有时即使有冲撞之处或者皇帝不想再听时,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遇有不便当朝说的,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文成帝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后再等待他,对他十分敬重,有时早晨进宫晚上出来,有时几日在宫里,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说了什么。

    高允时人推崇

    有人上书表述高允这样做的得失,文成帝看后对群臣说,高允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蒙受恩宠,但家里贫穷得像普通百姓,妻儿都无以为生。”文成帝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见我用他,才告诉他的贫困之状!”这天文成帝到高允家中,只有草屋几间,布被麻袍,厨房中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高允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来自己供养自己。

    当初,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官衙门,后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窦瑾的亲朋故旧中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护,六年后,窦遵才得到恩赦。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后转为太常卿,本来的职责仍同过去一样。高允上《代都赋》,来规劝皇上,与《二京赋》相似。当时中书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论辩名字的贵贱,议论纷纷,高允于是撰《名字论》来解释其迷惑,有许多考证。后来又以本官领秘书监,解除太常卿之职,晋爵为梁诚侯,加左将军。

    早年时,高允同游雅以及太原张伟同业友好,游雅曾作文评论高允,高允的为人被当时的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习惯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高允晋为公爵

    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去世,其子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当时献文帝年幼又在居丧之中,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图谋危及北魏朝政。天安元年(466年),冯太后诛杀乙浑,召高允到禁宫中参与谋断大事。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建议规定各郡设立博士、助教、招生学生数量等,献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在郡府成立学校。

    后来高允因年老多病,屡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不许,于是写下《告老诗》,又因过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将尽,感怀故去之人,做《征士颂》。

    皇兴年间(467年―471年),献文帝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次检阅德行的行动不要推辞了。”后来高允跟随文成帝北伐,大胜而归,到武川镇时,奏上《北伐颂》,献文帝看后认为写得很好。

    献文帝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因孝文帝拓跋宏当时很幼小,所以想立京兆王拓跋子推为太子,召集诸大臣一个个地询问。高允进来跪着上前哭着说:“我不敢多说,怕有劳皇上圣听。希望陛下上思宗庙托付的重要,远追周公辅佐成王的旧事。”于是献文帝将帝位传给了孝文帝,并赐高允千匹锦帛,表彰高允的忠直亮达。后又升迁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然而高允虽然能够对古老典故及历史之事有很多掌握,却不能够专心下来勤奋地专心著述。当时他和校书郎刘模有一些辑辍,大部分是接续崔浩的旧作,仿照春秋的体裁,而且当时就有删削纠正的地方。从文成帝到献文帝,军国的书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写。后来就推荐了高闾来代替自己。因高允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晋爵为咸阳公,加封为镇东将军。

    高允民敬君宠

    不久授任高允为持使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高允秋季巡视边境,询问百姓疾苦,到邵县后,发现邵公庙遭毁而未重新塑立,于是说:“邵公贤德,现在对他的庙毁坏而不修复,无法拜祭,想为善的人不就没有盼望了吗?”于是上表请求对邵公庙进行修葺。当时高允已经年近九十,仍在劝百姓注重学业,使风化相当地盛行。但是儒士为人优柔,不善于决断办事。后来到正光年间,中散大夫、中书舍人常景追思高允,率领郡中故老,在野王的南边为高允立祠树碑,以为纪念。

    太和二年(478年),高允因年老乞求回归故里,上十多次奏章,皇上终究没有允许,于是因病告老还乡。第二年,皇上下诏用舒适的车征召他,命令各州县沿途照料。到都城后,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高允坚决推辞没被允许,皇上让人扶搀着引入内殿,修改制定《皇诰》。高允上《酒训》,孝文帝阅后十分高兴,常将此文放在自己的身边。

    后孝文帝下诏特许高允进殿可乘车,朝贺不下拜。第二年,让高允商议制定律令。高允虽年近百岁,但他的志向知识并没有因之减少,仍然专心于自己的旧职,披阅史书。献文帝下令说:“高允年龄太大,已到危境之年,但他家里贫困,养给供应很微薄,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情愉快。”特地赐高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辆,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给珍奇食物,每到春秋季节经常送到他的住处。不久又命令朝廷负责膳食的职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衣服绵绢,按月拨发。高允都将之分送给亲朋好友。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其清廉谦让到如此地步。后又迁升他为尚书、散骑常侍,经常请他入宫,备几杖,向他垂问国家政事。太和十年(486年),加封高允为光禄大夫,金章紫缓。朝之大议,都前来看望问候。

    高允耄耋之年

    高允常对人说:“我任中书令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高允在去世的前十日左右,略有不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呼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孝文帝、冯太后听说后派御医李脩去看他并把脉观察,高允仍说没有大病。李脩入宫后悄悄向孝文帝、冯太后陈述高允的脉象已有异常,恐怕不久于世。于是孝文帝、冯太后派使者准好御膳珍肴相赐,自酒米到调味,有一百多种,都是当时新鲜之物。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在庭中,朝中之官往来给予慰问,高允喜形于色,对人说:“天恩因我太老,给了这么多赐品,可以用来待客了。”上表表示感谢,没有其他忧虑。如此这样多日之后,在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孝文帝下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绢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用做送葬之费。北魏自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之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将要下葬时,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服一袭。

    《魏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有传记

    详细点击:【南北朝:高允(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

  • 拖雷是一位军事家,他掌有蒙古军队的80%,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攻金战役中,他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蒙古宫廷斗争中,这不能不引起其兄窝阔台的忌恨。公元1232年夏,由于天气酷热,拖雷只得率军回师,后在途中得病而死。另一说,他是被窝阔台害死的。当时拖雷从金国班师北还途中,窝阔台装神弄鬼,拖雷侍奉他,珊蜜巫师念着咒文,将窝阔台的疾病涤除在水杯中。拖雷对兄长爱戴,便拿起杯子祈祷,喝下了杯中除病的水,于是窝阔台病愈,拖雷告辞启行,不久便去世了。但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拖雷饮的水中很有可能是被巫师甚至是窝阔台投放了毒药。拖雷终年40岁,葬处不详。

    拖雷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时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拖雷之功,著在社稷”。但这样一位战功卓著,在蒙古汗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41岁时突然“英年崎岖早逝”,其死因究竟何在呢?《元史·睿宗传》记载说:1232年“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涤疾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一)”。《元史·太宗纪》记载:“九月,拖雷薨。”它说明拖雷之死距离他饮“圣水”的时间相隔已经3个月,导致拖雷死亡的“疾病”是否与那杯“圣水”有关,也不得而知。《史集》的记载与《元史》大同小异,只是比《元史》详细得多,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拖雷之死与那杯“洗病的水”有直接关系,因为正是在拖雷喝了那杯水才“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了”。而当拖雷的遗孀多次讲到拖雷是“为了合罕而去世”时,并没有遭到任何人反驳,包括窝阔台大汗也感到欠了拖雷夫妇的情。从《蒙古秘史》第272节记载来看,让拖雷喝下“诅咒的水”是巫师们有意安排的,又是窝阔台大汗直接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下拖雷不得不喝;而喝过这杯“诅咒的水”后只过了片刻,拖雷便去世了,说明这杯“诅咒的水”是一碗置人于死地的毒水。

    但以上论述仍然属于推论,拖雷的死因究竟何在呢?国内外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说拖雷忠君爱兄,是真心实意地代兄领罪而亡,在《元史》、《史集》和《蒙古秘史》的作者眼里,拖雷生前死后都是一个值得效法的英雄,并没有对其死因提出疑问。

    另一说法认为,窝阔台和拖雷都是愚昧的,他们实际上是被那几个萨满巫师愚弄和陷害了,那杯治疗疾病的巫水正是一杯毒酒,但当时窝阔台、拖雷都被蒙在鼓里。

    第三种说法是窝阔台是知情者和主使者,他“害怕拖雷的威望和势力继续增高,构成对自己的威胁而设此骗局将拖雷害死”。

    总之,史料中记载了元睿宗拖雷死亡有多种因素,究竟哪种说法合乎情理、实际,还有待考究。

    详细点击:【元朝:拖雷(死后享受殊荣的蒙古英雄)】

  • 兄弟梁冀,梁妠兄长,官至大将军,袭封乘氏侯。梁不疑,梁冀弟,官至河南尹,封颍阳侯。梁蒙,梁不疑弟,封西平侯。妹妹懿献皇后梁女莹,汉桓帝刘志的皇后。

    详细点击:【汉朝:梁妠(东汉三大临朝执政的皇太后之一)】

  • 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文法租界,逮捕述樵及洪耀斗,去亚樵臂助。述樵被捕后,述樵老师沈钧儒先生当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沈老抗议得到律师界声援支持。沈老并亲为述樵出庭辩护,且常去看守所看望述樵,并赠一张近影照片给述樵,沈老在照片上亲笔书写:“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旋由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与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庐山飞沪,

    提出要和王述樵、洪耀斗分别谈话,表面上是来与亚樵和解,援救述樵、耀斗出狱,实际是要亚樵投降蒋介石。当由王述樵、洪耀斗答复,我们如今为阶下囚,无力奔走此事,如你们真是出于诚意和解,可以找常恒芳,可能与亚樵接上线讲和,后闻戴笠、胡抱一等果然找常恒芳出来奔走此事。王亚樵提出:唯多年来与当局发生龃龉,决非亚樵个人之事,是代表了一腔民族正气。现在国难日亟,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就余目前情况,条陈如后。如当局和介公能予采纳,亚樵当束手自缚,赴京向介公请罪,刀俎汤火在所不辞,如介公不纳,亚樵当我行我素,一息尚存,决不低眉俯首也”。条件是: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随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据闻戴笠对王亚樵所提两件事均同意,但是要王亚樵先对西南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打一枪,表示诚意。当时王亚樵函常恒芳翻脸道: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亚樵一气不谈,临离沪函蒋,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周旋到底。后戴笠将王亚樵亲笔信持交常恒芳阅,常恒芳阅后,恐被逮捕,故意义愤填膺,说王亚樵不是人,太使我们讲话人为难,誓与绝交,正在吃饭时,将碗掼碎,表示深恨亚樵,戴笠见常恒芳情节出于至诚,亦一笑了之。后由胡抱一出面刊登启事于新、申两报,标题是“胡二问鼎”,内容为:“你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亚樵知胡抱一向来只图做官发财,竟置不理,一走了之。

    详细点击:【民国:王亚樵(让蒋介石都胆寒的暗杀大王)】

  • 家族第一代任芝铭是前清举人,他参与辛亥革命,矢志救亡图存,反清反袁,响应北伐,“清党”后又反蒋介石,心向中国共产党。他通达四方,在延安,他是毛泽东座上客;在国民党内,他与多位高层是至交。

    1949年后,他成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三年困难时,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

    1969年1月1日,一百岁的他在郑州去世。生于乱世,死于乱世。

    他有六女,皆受高等教育。

    任家六姐妹,有嫁给中国最早华人矿长实业兴国者;有嫁给中共革命家,女儿被称“红色公主”者;有嫁给哲学大家者;有投奔延安,成为“延安梅兰芳”者。各自命运,极尽铺陈,达于极致。

    这就是任芝铭和他的女儿们!

    年近四十“闹革命”

    在新蔡,曾经满城人都亲切地喊任芝铭为“任老先儿”。

    2011年7月10日,在北京,任芝铭外孙、文化学者王克明告诉记者:“任老先儿,是任老先生的儿化音还是老百姓喊的是任老仙儿?不好说。这个称呼里头,是尊重,也有亲近感。”

    任芝铭原名任近三,曾用名任志民、任志珉,别号余园先生。1869年7月12日,生于新蔡县古吕镇新华街一贫民家庭。

    任家以卖菜为生,任芝铭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靠亲戚资助,他读了书,十八岁考取秀才,十九岁补廪生,三十四岁中举人,之后开私塾养家。

    他原是专心治学之人,后来与刘纯仁、阎子固等几位举人秀才一起,接触新思想。

    1905年担任新蔡县立高等小学校长,1906年加入了同盟会,任新蔡支部理事长。

    新蔡是河南辛亥革命策源地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统计,河南有同盟会员260多人,新蔡有名可查的会员,就有118人。”新蔡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石华道。

    1908年,新蔡同盟会员阎子固在汝南被清政府逮捕,押解至新蔡县衙,任芝铭组织了救阎行动,之后,他被清政府革除举人功名并通缉,流亡到奉天(今辽宁)昌图一带教书。

    1910年初,任芝铭秘密入关,在京津与汪精卫、黄复生、孙炳文、刘云门等开展刺杀清廷高官活动,他命二女儿任纬坤(后改名任锐)加入暗杀团,负责运送炸弹。

    一群文墨书生,缺乏军事经验,刺杀摄政王载沣时,埋藏炸弹被发现,事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入狱。任芝铭返回河南,参与组织“淮上军”,先后攻克商城、固始等数个城池,支持、响应了武昌起义。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同年8月25日,孙中山改组成立国民党,任芝铭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新蔡支部长。

    给延安、黄埔都送学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任芝铭被二次通缉逃亡。

    详细点击:【近代:任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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