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成吉思汗创建文字

    元朝成吉思汗创建文字

    中文名:孛儿只斤·铁木真,外文名:Чингис Хаан;Činggis Qaγan(蒙古语),别名:成吉思汗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Ghinggis Khan),意为“拥有海洋四方“。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1227年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之后被密葬。1265年(至元二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1266年(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1309年(至大二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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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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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朝成吉思汗创建文字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

    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回回字”就是指的“畏兀字书”。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退出中原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字书”经过14世纪初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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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汉族地区

    蚩尤虽然在儒家典籍中形象负面,但神话传说一直有崇拜蚩尤的传统,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一带有相关的崇拜活动。如南朝任昉的《述异志》记载冀州(今河北)有乐名《蚩尤戏》,民人头戴牛角而相抵;在太原的村落中人们祭蚩尤神。秦始皇亲祭蚩尤,为八神之一的战神,后世帝王、武将出征之前常祭拜蚩尤以求庇佑。

    传说蚩尤战败,身首异处,其墓即“蚩尤冢”也有多处,亦有民祭祀。山东省巨野县还在2001年斥资重建蚩尤墓并修建了“蚩尤广场”。

    根据蚩尤为黄帝六相,首管天时,故成为某种星相名称,称为“蚩尤旗”。根据《吕氏春秋》《史记》《隋书》等文献的描述,蚩尤旗应指某种彗星,是战伐的征兆。

    2.苗族地区

    苗族长期以来以蚩尤为祖。苗族川黔滇方言区,流传有“格蚩爷老”的传说。“格蚩爷老”又译“格蚩尤老”(苗语滇东北次方言:Gid Chib Yeul Laol),“格蚩”,意为爷爷、老人,“爷老”是英雄之意,是否就是蚩尤,尚有争论。黔东南、广西融水等地苗族,每六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大型祭祖仪式“吃鼓藏”时,也要首先祭始祖“姜尤”。黔南还有苗族史诗《榜蚩尤》在民间传唱,歌唱“第一位祖先”香尤公的故事。

    云南马关、武定苗族有“跳月”或“踩花山”的风俗,传说此风俗与蚩尤关系密切。当时蚩尤率领苗民抵抗黄帝东进,失败之后退入深山。为召集四方苗人,蚩尤在山上树起树杆,系上腰带,令男女年围绕花杆歌舞,吹奏芦笙。热闹的聚会吸引了众多苗人,并重振旗鼓,重新投入战斗。此俗后成为定期的歌舞盛会,成为苗族传统节日。

    苗族还有崇拜枫木的民俗,甚至以枫木为图腾。此俗也可能与蚩尤有关。苗族史诗中的《枫木歌》更把苗族乃至人类都说成是从枫木中产生的。

    详细点击:【上古:蚩尤】

  • 帝乙继承王位

    帝乙,子姓,名羡,是商王文丁(《史记》作太丁)之子。公元前1102年,文丁去世,子羡继任商朝君主之位,史称帝乙。帝乙继位后,商朝的国势已经趋于没落。

    帝乙征伐诸夷

    帝乙二年,周部落攻打商朝。帝乙三年,昆夷攻打商朝,帝乙派遣将领南仲率军向西抵御昆夷的进攻,并且修筑朔方城。

    当时,江淮之间的夷族强盛起来,准备大举进攻商朝。帝乙九年,帝乙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受到孟方(今河南睢县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讨伐孟方,得胜而回。

    帝乙十年,帝乙率军继续南下征伐夷族,到达淮水流域的攸国。帝乙和攸国国君攸侯喜合兵攻伐夷族,于帝乙十一年得胜而回。帝乙十五年,帝乙再次率领诸侯南征夷族。

    帝乙立嗣去世

    帝乙长子微子启的母亲地位卑贱,所以不能立他为嗣子。而帝乙少子帝辛的母亲是正室,所以帝乙确立帝辛为嗣子,就是后来的商纣王。(而据《吕氏春秋》、《帝王世纪》记载,微子启与帝辛是同母兄弟,微子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为妾,被立为王后之后生帝辛。帝乙因微子启年长,想立他为嗣,太史根据礼法认为微子启是庶出,帝辛是嫡出,所以立帝辛为嗣子。)

    帝乙在位末年,迁都于沫(即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1076年,帝乙去世,其子商纣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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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祖父:姒泄

    父亲:姒不降

    叔父:姒扃

    堂兄弟:姒廑

    儿子:姒皋

    孙子:姒发

    详细点击:【夏朝:孔甲】

  • 祖父:周文王姬昌祖母:太姒父亲:周武王姬发儿子:周康王姬钊孙子:周昭王姬瑕重孙:周穆王姬满

    详细点击:【周朝:姬诵】

  • 夺取王位周懿王八年(前892),西周第七位君主周懿王姬囏去世,周懿王的太子姬燮未能继位,而是由其叔祖姬辟方继位,是为周孝王。周王朝为了长治久安,避免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朝统治者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确定继承人,有效避免了王室内部因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确保了周王朝前期的稳定。但在宗法制森严的西周,却出现了一位没有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而登上王位的君主——周孝王,这是一种异常的现象。《史记》对于孝王的记载甚少,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 ”之后再未提及孝王。孝王作为违背祖制之君,司马迁好似有意回避,对于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丝毫未曾涉及,今人对周孝王继位缘由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 。周懿王之时周王朝国力衰落,导致宗周镐京备受戎狄威胁,被迫迁都。王朝的衰落必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 。统治集团内部对懿王国政心存不满,为周孝王成功登上王位准备了条件,尤其是由于懿王无能,放弃故都镐京,对于周王朝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使其利益和尊严都受到了严重损害。而周懿王的太子姬燮软弱无能,不能在危难之时重振周朝,最终周孝王凭借自身能力,在懿王统治无方和太子姬燮软弱无为的背景下成功夺得王位。西征犬戎周孝王元年(前891),孝王不忘周朝遭受犬戎入侵之辱,命令申侯率军,大起六师西征。申侯是申国(姜姓封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北)国君,他虽然受命率军出征,但内心却不愿去打仗。认为出兵征讨犬戎是不义之战,只能使两国的百姓和士兵遭受无谓的伤亡,给两国都造成巨大的损失。申侯向周孝王建议说:“从前我的祖先娶郦山氏之女,生下一个女儿,嫁给西戎的胥轩为妻,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中潏(战国时秦国和赵国的祖先)。中潏因为母亲的缘故归服周朝,使周朝西部的边境不受侵犯。现在我把女儿嫁给中橘的后人大骆,生下嫡子成。如果大王能保证让我的外孙来继承大骆的嗣位,申、扈两族就能保证让西戎人顺服,使西周西部边境永远安宁。”那么申侯为何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原来大骆庶生的长子名叫非子。非子从小就喜欢养马,他养的马匹个个精良,人见人爱。有一次他往犬丘贩马,无意间撞见刚刚即位的周孝王。周孝王见他精明能干,便把他留在王都担任主管畜牧的大臣。申侯担心日后周孝王会让非子回国承嗣,与他的外孙争位,故此才有以上建议。实际上他这是在假公济私,表面上是在为朝廷出主意,骨子里是为了自己的外孙。周孝王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既可以减免士兵和百姓的伤亡,又可以节省军费开支。于是当即承诺,不会放非子回国,也不会支持非子回去与申侯的外孙争夺国君之位。于是申侯便出面与西戎讲和,西戎果然接受申侯的调解,同意与西周息兵言和,并且表示此后永不侵犯西周边境,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就这样被申侯化解。西戎献马周孝王登基之后励精图治,西败西戎,迫使西戎贡马求和,《竹书纪年》载:“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来献马。”周孝王元年(前891),西戎遣使入朝,进献良马百匹。周孝王十分高兴,重赏来使,并回赠许多粮食和布匹等礼物。非子封秦周孝王三年(前889),孝王命非子为王室养马。西周王朝时,马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祭祀、农耕、还是战争都需要大量优良健壮的良马。但周朝养马业发展一直缓慢,许多优质马匹都靠买进。此次西戎进献的一百匹马,大部分都是母马。周孝王为发展王朝的养马业,让非子前往汧(今陕西陇县西南汧山)、渭(今甘肃陇西县西北鸟鼠山)之间,为周王室养马。孝王开辟专门的牧场,保证周王朝马匹供应,对于最终解除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是对周王朝内部各诸侯国进行军事震慑,加强了宗周的统治力量。周孝王六年(前886),非子为王室养马三年,马群大增,为西周王朝创造一笔很大的财富。周孝王因非子养马有功,将他封于秦邑(今甘肃省张家川城南一带),建立秦国,号称秦赢。壮志未酬周孝王六年(前886),还没有完成中兴周室的大业,周孝王薨,谥号孝王,葬于毕陌。史书上说“慈惠爱亲曰孝”,故谥号孝王。周懿王之子,周孝王侄孙故太子姬燮继位,是为周夷王。

    详细点击:【周朝:姬辟方】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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